“粤北山区有一个案子，老婆用电话线勒死了老公，一审定了故意杀人罪，判了十五年，二审想认定为正当防卫，你们愿意接吗？”去年秋天，一位律师同行给我们打来一个求助的电话。

在我们惯常的认知里，要用电话线勒死一个成年人，至少要持续勒好几分钟，而且实施者体力应该要处于优势地位。这种情形和我们常见的正当防卫行为，比如辱母杀人案等，似乎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犹豫了。

就在那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书架上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书中主人公靖子用电线勒死施暴前夫的情节这时异常清晰地浮现了出来。如此相似的情节，这个案件是否也有着和小说一样的隐情？

我们在事务所约见了上诉人阿芳的弟弟。

“到底是什么样的仇恨，可以让她老公打了她整整一个晚上？”他的表情充满了痛苦，眼眶都是泪。“当我听到姐姐勒死了她老公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她终于解脱了。但是十五年啊，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怎么办呢？”为了姐姐的案件，他已经放下工作，奔波了好几个月了，把两个小孩也带回了自己家。

 

我们接下了这个案件。翻开案卷，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幸的女人。

长期的家暴，每天最担心的就是醉酒的老公晚上回家。她曾经两次站在楼顶上，终因为放不下两个年幼的小孩而选择了继续忍受。

最让我们揪心的是，案发当晚，大儿子躲在门后面目睹了整个悲剧的发生。

 

在小县城的看守所里，我们见到了阿芳，她看起来朴实弱小。

“他喝醉了酒回来，要我跪在地上，咒骂我，侮辱我，用一根拖把一直打我，直到拖把打断，他才停下来。半夜，我爬到小孩床上去睡觉，他又来把我拖起来，用电话线勒住我，说不让我活过今晚，我恐惧到了极点，拿起地上的啤酒瓶反手砸中了他的头，我抢过他手中的电话线，反过来勒住他的脖子，我不知道我勒了多久，头脑一片空白，直到听到儿子的哭声，我才松手，整个人瘫在了地上。”说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她哭泣着颤抖着。

“我真的后悔，要是当时我没有失去理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就还能见到我的孩子。”提到两个小孩，她泣不成声。

 

案发的现场，已经人去房空，布满灰尘。

我们拍照时，开始有邻居走过来好奇地看着我们，知道我们是帮阿芳辩护的律师后，他们开始主动和我们聊起来。

“那天晚上，她老公在外面喝醉了，打她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了，我们还进去她家，拉开了她老公，谁知道半夜发生这样的惨事。”

“阿芳好几次爬到楼顶，差点跳下去，都是我们去拉回来的。”

“真是阴公（造孽），两个小孩还那么小，以后谁来带。”

我们表示了向他们取证的想法，并留下了我们的联系方式。

 

我们见到了阿芳的两个小男孩，他们的眼睛始终看着地面，不和我们对视。

事情发生后，他们见到了很多像我们这样的陌生人，问了很多不想回答的事。我们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转告了妈妈跟他们说的话，告诉他们妈妈应该很快就会回家。

大儿子始终咬着嘴唇，我们阿芳的弟弟跟我们说，他今天在学校和同学打架了，阿芳的弟弟当面批评了他。“他们说我妈妈打死了我爸爸，我不想我的爸爸妈妈被别人说！”他的眼睛开始发红。

阿芳的家公家婆已经七十多岁，山村里的家看起来破旧不堪。

“我有五个孩子，二儿子被车撞死了，三儿子出去打工，不明不白死了，至今还不知道原因。四儿子就是阿芳的丈夫，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五儿子有严重的肺病。”眼泪不停从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流下来。白发人送黑发人，悲剧接踵而至，可以想像对他们的打击有多么大。

我们慢慢解释，希望他们谅解阿芳，以争取阿芳的轻判。

 

“我们生气又能怎么样，就是苦了两个孩子，我也希望儿媳能够早点出来带孩子。”虽然承受着丧子之痛，考虑到孙子，老人最终选择了宽容，原谅了阿芳，用颤抖的手在谅解书上签下了歪歪曲曲的名字。

 

大约一星期后，我们事务所收到了一封快递，是阿芳的邻居寄过来的。那是阿芳同村的一百多人自发为阿芳写下的求情信，一个个鲜红的手指印，盖满了整整五六页。

 

阿芳案件发生的时候，正是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颁布的时候。根据报告显示，大部分的家庭暴力都发生在农村，人身保护令这些新的法律名词，也许从未在她们的人生中出现过。

在她们摆脱家庭暴力的路上，有人失去了生命，有人转身离去，有人身陷囹圄，有人再也无法体会家庭的温暖。而她们，本应和你我一样，有着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这样的悲剧一旦发生，刑法的适用，对这个不幸的家庭来说，是无可避免的再次伤害。阿芳是不幸的，但庆幸的是，亲人和邻居们选择了宽容、伸出了援手，我们律师唯一能做的，就只是让这个伤害来得更轻一些。

带着这些谅解书和求情信，开始了我们的二审辩护。两个月后，高级法院改判了阿芳十年有期徒刑。

虽然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最好结果，但是阿芳还是接受了。临走时，她反复叮嘱说天气转凉了，要我们转告弟弟厚衣服、棉被放在家里哪个地方，要孩子们记得拿出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