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辩护”系列（三）

我喜欢刑事案件，尤其是有疑点的案件，虽然并不是每一场辩护都能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反转。勇于挑战那不可能的结果，也许这就是律师的辩护情结吧。

当这个案件判了无罪以后，好些关注这个案件的人问过我：“这是谁的手枪？”说实话，我不知道。

有时候，律师的辩护是在寻找真相；有时候，律师的辩护是为了防止真相全部暴露。

 

案件发生在一个最常见的机关办公室内，日常有六个公务员在里面办公，一个主任和五个科员，六张办公桌，四个并排立着的铁皮文件柜。

勘验现场的刑警把以上情况画出了一个现场图。

主任在十天前因为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走的时候，他把自己平时使用的文件柜的钥匙留在了办公桌上，因为他的文件柜里有办公室的公章。

两天后，检察官搜查了主任的办公桌和文件柜，但是没有收获。

大约十天后，办公室的两位科员开始清理主任的私人用品，用他留下的钥匙打开了文件柜，在里面的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一包用塑料袋装着的东西，打开后，发现是两把手枪和几十发的子弹！

两位科员随后报了警，刑警赶到后，勘查了现场，取走了枪支弹药进行化验。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枪支弹药属于这位主任。

两位发现枪支的科员在证言中说：自两年前主任调来这个办公室，发现枪支的文件柜平时就由主任在使用。在主任被带走的十天内，没有人打开过这个文件柜。

主任在调来这个单位之前，担任过十年的警察，办公室内的六位公务员只有他曾经使用过枪支。

最重要的是：警察在其中一把六四手枪突出的保险按钮上，提取到了生物成分。法医物证鉴定意见书显示，该生物成分来源于主任的可能性大于99.99999999%。

这样的证据状况，即使由美国的陪审团来审判，估计美国律师都会建议他认罪。

 

我在看守所会见了主任，我把上述不利的证据告诉了他，并且提醒他，我能查询到的所有类似案例，都被判了有罪。

主任对我的回答和对警察的回答是一样的：“我不认罪。”

这显然是让所有辩护律师都感到头痛的回答，因为有这么多不利的证据摆在面前。

所以，警察对他不认罪的回应是：“就算你零口供，我一样能定你有罪！”

 

被告人永远有选择的权利。既然主任选择了不认罪，那么，摆在我面前的就只有一个日程：打赢这场官司。

我认真地梳理着各种有利的辩护理由：

在主任调来之前，文件柜是由其他人使用，不排除枪支弹药是以前使用的人留下来的，而主任一直没留意到；

在主任被带走三天后，检察官搜查过文件柜，没有发现枪支弹药，不排除是在搜查后被人放进去的；

在主任被带走的十天内，文件柜钥匙留在了桌上，不排除办公室有人打开过文件柜。

然而，这些所谓的“合理怀疑”，在强大的客观证据DNA鉴定结果面前，显得多么的不堪一击。

 

客观证据？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只有DNA鉴定，反而没有指纹鉴定书呢？指纹鉴定才是更常规的取证手段呀。

这种看起来无从下手的案件，只要有一点发现，都足以让人感到兴奋。

经验告诉我，有些警察或者检察官习惯隐藏一些证据，而且，通常都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

我立刻向法庭申请了调取涉案枪支子弹的指纹鉴定书。果然，检察官很快就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被“遗忘”了的指纹鉴定书。

指纹鉴定书显示，从其中的一把手枪上提取到了一枚新鲜指纹。令人高兴的是，该指纹与主任的指纹不相符，令人意外的是，却与当时勘查现场的一位办案刑警的指纹相符。

 

刑警的指纹为什么会出现在枪支上？勘查现场时触碰了枪支子弹？没有戴手套？各种可能在我脑中闪过。

美国著名的刑辩律师艾伦?德肖维茨曾经说过：“案件的成败不在于法庭技巧，而在于庭前的准备——图书馆和案发现场。”

我很确定，这个时候，我最需要的是一个放大镜，认真再看一次现场勘查照片。

这是放大镜下的其中两张案发现场勘查照片。

被发现的枪支弹药被散放在了办公桌和地板上进行拍照。

警察可能会把枪支放在谁的桌上进行拍照呢？

我马上抽出现场勘查图进行比对，结果，摊放枪支的办公桌是属于——主任的！

机会，往往隐藏在不起眼的细节之中。

 

“柯南说过，照片所呈现的便是最真实的写真。”在法庭上，我强装平静一边说，一边把这张现场勘查照片用投影仪投影在了法庭的大屏幕上。

我继续说：“警察在勘查现场时，将涉案的枪支弹药取出包装，散放在了被告人长期使用的办公桌、地板上进行拍照，枪支极可能沾染到了被告人残留在桌上和地上的生物成分，检材已经被污染，DNA鉴定结果已经不能使用。”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枪支子弹上没有被告人的指纹，而只有其中那把六四手枪突出的保险按钮上有被告人的生物成分，因为突出的保险按钮先后接触到了桌面和地面！”

检察官呆住了，所有旁听的人都呆住了，连主任本人都呆住了，只有法官听完后不自觉地笑了一下。

 

办案警察随后通过检察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书面说明，大致说明了依法依规勘查现场的经过，并没有让检材污染。有两位警察在说明上签了名。

我申请两位警察出庭作证。林法官是一个很认真的法官，他分别把两位警察传到法庭上接受询问。

第一个出庭的警察先背了一遍书面说明。

我问：“你有没有把枪支从塑料袋里拿出来摆在桌上？”

警察说：“我没有。”

我问：“那为什么一把枪支上有你的指纹呢？”

警察想了想，说：“我忘记了。”

第二个警察出庭，我问他：“是谁把枪支从文件柜拿到桌上去的？”

他想了想说：“不记得了。”这个基本情况他都不了解，我判断他当时只是陪同出警而已，没有真正参与勘查现场。

于是我继续问：“既然你不记得了，为什么情况说明写得这么清楚呢？”他好像在回忆，没有回答。

我继续追问：“那你还记得情况说明的内容吗？我和你核实一下。”

他摇摇头说：“我签名的时候没怎么看。”

显然，两位刑警不但在勘查现场时很随意，出庭作证也没有好好准备。

 

每次开完庭，我都会写一份完整的书面辩护意见提交给法庭，但是这一次，我没有。

当证据的链条在质证时已经被彻底撕裂，那么，任何的总结陈词都是多余的。

我看到了法官心领神会的表情，我相信我的直觉。

我很欣慰，林法官在宣告主任无罪时，对他说了一句：“你很幸运，请了一个好律师。”

 

福尔摩斯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因为那是人做出来的。”同样，世界上也不应该有完美无缺的证据链条，因为那也是人做出来的。

当我们感到辩解无从下手时，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寻找机会反击对方。

 

如果你问我：“枪支到底是不是主任的？”我还是会说我不知道。就像辛普森有没有杀妻？米兰达有没有抢劫？他们的辩护律师都会说不知道。

但是辛普森的无罪为美国树立起了程序正义的标杆，米兰达的无罪成就了世界闻名的“米兰达警告”。

所以，呈现一个真相也好，隐藏一个真相也罢，表面上，辩护律师赢得一场诉讼，实际上，纠正了一个不正当的程序。这，才是辩护律师最大的社会价值。

后来，我无意中听一位警察说，主任这个案件被判无罪之后，他们那个区的警察统一进行了培训，勘查现场时都强制戴上了白手套。

比起胜诉，这一点让我感到更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