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的老人

我问樱木：“既然已经知道被骗，你为什么还这么执着要追回来呢？”樱木回答：“当年，当我带着借来的钱要到尼日利亚投资的时候，我的妻子Ulla一直哭着求我别去，我还是去了，被骗光了，这件事一直梗在我的心里，我一定要把它追回来，不然我的孩子会怎么看我。”

我问：“你已经连续被骗，为什么还会再相信HASSAN？”樱木：“中间有一件事让我开始信任他，我第一次主动给他回电话的时候，他说他正在带家人在教堂做礼拜，我一下子就对他有了信任，我们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我提醒樱木尽量不要主动提及公司还负有银行的贷款这个事实，以免检察官怀疑他因为债务而铤而走险，他想了想，说：“公司贷款和这件事没有关系，但如果他们问到，我也会如实说的！”

考虑到他可能会在中国经历长时间的羁押，樱木所在的议会通过领事馆发来了一封信，建议樱木主动辞职，樱木看完信后，坚决地说：“我是清白的，我不会主动辞职！”

赴日本取证

如何为这个背景复杂的跨境毒品案件辩护？显然，我们急需证据来证明樱木所说的一切，包括他被骗的经过，他过来中国的真实目的。我们决定到日本去取证，日本领事馆指派了一位曾经担任过刑事警察的领事协助我们。

在樱木家中，当地的公证人员打开了樱木使用的电脑，进入了他的邮箱，庆幸的是，这几年来HASSAN和他的邮件往来都还完整地保存着，包括HASSAN发来的文件、护照照片等，内容与樱木所说的完全一致。我们还向樱木的妻子Ulla了解了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笔录。樱木所在的议会向我们出具了一份关于樱木的人物评价，认为他在担任议员期间，为人诚实勤劳，备受选民尊敬。我们也通过日本当地的律师搜集了日本关于毒品犯罪、伪造公文等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些证据经过中国驻日本领事馆认证后，提交给了法庭。

激烈交锋的法庭调查

这个案件被安排在2014年8月26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开庭当天，大批国内外的媒体记者层层包围了广州中级法院，我们两位律师也是被围堵在了门口。当押送樱木的警车驶出时，有外国的记者为了从前面的挡风镜拍到樱木的镜头，不惜冲到了警车的正前方，专业精神让人惊叹。由于三名被告人均是外国人，法庭使用了中、日、英三种语言，庭审足足进行了三天。

一开始，公诉人就向樱木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质疑樱木来到中国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追讨被骗的款项，而应该是与毒品有关，认为他的辩解有许多不合常理的地方，不可信。怎么会连续被骗？怎么会这么相信一个从未谋面的外国人？怎么会没有怀疑到中国来签署文件不正常？怎么会随便帮别人携带行李？

我们也通过发问樱木，了解了他的家庭、收入、社会地位，此行没有获得任何报酬，不可能有帮他人携带毒品的动机。接着，我们通过一系列的问题，还原了樱木当年被骗，以及后来与HASSAN认识、被说服来中国的过程，特别是来到中国后的各种细节，证明樱木落入了一个精心设置的骗局，而不可能参与一个有预谋的运毒行为。

樱木太太出庭作证  

控辩双方出示完证据后，樱木的太太Ulla应我们的申请出庭作证，她是一个满头银发的白人妇女，她陈述了樱木当年投资被骗的往事，HASSAN欺骗她们两夫妇到中国来的经过，她说樱木是一个善良诚实的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不可能去带毒品。最后，她哭着对法官说：“我们都很老了，我和孩子们都希望他能早日回家。”走出法庭时，她回头把手放在胸口给她年迈的丈夫比了一个爱的手势，一直端坐的樱木眼泪瞬间流了下来，场面让人鼻酸。

辩论陈词

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认为，樱木作为一个社会阅历丰富的议员，在明知道行程有这么多疑点的情况下，依然来到中国为别人携带行李箱，可以推断他具有概括的故意，应该知道箱子里面藏有毒品，和其他同案人一起构成运输毒品罪。

而我们的辩护意见从还原事实开始：“20年前，419骗局横行于尼日利亚，今天，新的尼日利亚骗局横行于中国广州，不幸的是，樱木两次都成为了受害者，第一次被骗了金钱，这一次，他可能会因此失去自由甚至生命。“除了逐一指出控方证据不足之外，我还认为，在认定主观故意时，公诉人将中国式的思维强加到了外国被告人身上，忽视了文化和国情的差异。

在第二轮辩论中，公诉人跟法庭说中日两国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不会因为身份特殊而有差别；我则跟法官陈述“疑罪从无”是现代法治的基础，正义不分国界。

在最后陈述中，樱木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他说出事以来，他就像坐在一艘逐渐漏水的小船上，看着它逐渐下沉，却彷徨无助。最后他说：“被骗不是罪。

这个案件开庭至今已经五年了，我们期待着法院能尽快作出公正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