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法官大人！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香港TVB里面刑辩律师的场景，站在法庭上，意气风发、慷慨激扬。感谢TVB！给我们刑辩律师塑造了这么光辉的形象，更要感谢广州台，感谢经济与法频道，给了我这个舞台，让我向大家讲述一位刑辩律师的真实故事。

其实我大学毕业后并没有去做律师，而是在广州做了一名检察官，因为打击犯罪，维护正义是我年少时的梦想。我以为我会一直在检察院做下去，直到遇到了一件案件。

那是一件抢劫的士的案件，当我翻开案卷时，我发现五个嫌疑人全都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避了这个案件，但我旁听了他们的庭审，没有一位律师帮他们辩护，他们都被重判了十几年。当他们惶恐无助地望向我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好想冲上去告诉法官，虽然他们犯了罪，但是他们没有你们想象中那样十恶不赦。

这个案件以后，我的想法开始有了一些转变。我越来越感受到，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体显得如此弱小。

就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太太，她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留学生。那时候，两岸的交流还很少，一位检察官和一位台湾的女孩恋爱结婚显得特别的敏感，领导叫我慎重考虑。但我几乎没有考虑，我跟我太太说，要不我辞职做律师吧。于是，在我28岁的那一年，我离开了检察院，做了一名刑辩律师。

但是现实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好，那时候，刑事辩护的环境比现在还要困难，侦查阶段的每一次会见都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我记忆最深的是当时有一位警察，我代理的好几个案件都是他经办的，他经常故意拖延或者不批准我会见。好不容易批准了，在会见的时候，他就站在我旁边，不准我跟当事人谈案情，那样的会见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忍不住和他吵了起来。离开看守所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了他威胁我的语气。

大概过了三四年，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从看守所寄出来的信，竟然是这位警察寄给我的，他说他出事了，他希望我能为他辩护。，当我好不容易在看守所见到他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你怎么这么迟才来会见我？”我说，会见警察也同样需要批准的呀。临走的时候，他有些尴尬地跟我说，以前的事叫我不要记在心里，我笑着说，幸好你把我记在了心里。

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指控的人，有时候，保障别人的权利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在位时曾经为难或者打压过律师，但是当他们落马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律师才是他们最后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

我工作的时候，很多时间都在看守所会见，而会见的时候，我很多时间都是在安慰和鼓励被关押的当事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希望的等待是最可怕的。他们都很喜欢我的名字：宋福信。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六十几岁的香港女当事人，她的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重审二审。她在看守所已经足足被关押了好几年了，案件还没有结果。有一次我去会见，她说她这两天心情不好，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被换了监仓，以前的监仓有一个小窗户，可以从小窗户看到外面的一棵芒果树，这几年来，我看着它开花结果，一次，两次……可是现在的监仓的小窗户只能看到一面灰墙。后来，她终于恢复了自由，她说如果没有我，她可能熬不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我常常想，我们刑辩律师的责任是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新年致辞，深深地触动了我，它的题目是：“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我常常和我团队的律师们分享这样一个笑话：一位被告人被判有罪了，他惊慌失措地跟律师说：“律师，怎么办？我被判有罪了！”“什么怎么办？你去坐你的牢，我回我的办公室。”我们想用这个笑话来提醒自己，把握好自己的情绪，不要过度投入。但是，我们真的能置身事外吗？

大家看过《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爱人》吗？对一位刑辩律师而言，最无奈最挣扎的莫过于为自己的亲人辩护了，就像是一位医生帮自己的亲人开刀，当束手无策的时候，那种痛苦，让人毕生难忘。

从小到大，我身边的人都说我很像我舅舅，像他一样聪明正直，所以舅舅一直很疼我，他就像我的第二个父亲。我没有想过我会在老家的看守所见到他，看着他一瘸一瘸地走出来，我心如刀绞。他跟我叙说了他被审讯的经过，几个人压着他一直蹲着，他有一只腿本来就不好，一蹲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下半身失去知觉，昏倒过去。我比谁都了解这种手法，但我却无法找到证据。我的家人都悲愤地跟我说，你不是出名的刑事大律师吗？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打赢这场官司吗？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承受不起无罪辩护失败的后果！我选择了认罪，开完庭，看着舅舅被带出法庭的身影，我当场失声痛哭。

这件事情之后，我迷茫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那么我作为刑辩律师还有什么作用呢？后来在监狱里，舅舅对我说，也许现在你的能力很有限，但是如果没有你，事情会变得更糟糕。

我还常常和我团队的律师们分享另一个笑话：一位被告人被宣判无罪了，走出法庭，律师跟当事人说：“你已经没事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犯罪？”“律师先生，当我听到你在法庭上为我激情辩护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真的是无罪的。” 我们用这个笑话来提醒自己，只要接受了委托，我们就必须竭尽全力去维护他的合法权益，不管他是否犯了罪，这就是刑辩律师的职责。

然而，当今社会，有多少人能理解这份特殊的职责呢？当我为南方日报记者涉嫌强奸案辩护的时候，我的微博上一片骂声；当我为日本议员运输毒品案辩护的时候，我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和辱骂。

我们畏惧失败，但我们更害怕不理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杀死一只知更鸟》这部电影？派克饰演的白人律师芬奇，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年代里，坚持为一名被指控强奸白人妇女的黑人辩护。芬奇律师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也因为他为黑人辩护而在学校备受嘲笑。

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的太太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曾经问过我，说能不能不要为伤害儿童的被告人辩护？我能理解她的感受，我答应了她。所以，我一直刻意地回避着这类案件。

但是在几个月前，我的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让我意外的是，他不是家属，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他跟我说在几个月前，在附近一个小城市的公园里，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杀人案，有两位八九岁的小孩被杀害，还有另一位受了伤，警方最近宣布抓获了一位犯罪嫌疑人。当我一听到是这类案件时，我差点就打断了他。

但是他接下来的话让我惊讶了。他说这位嫌疑人有严重精神病史，还是一位腿部有残疾的人，根据他几十年的侦查经验，他觉得这个案件充满了疑点。他希望能有一位专业尽责的律师为这位嫌疑人辩护，于是他想到了我。

这位警察的突然来访让我内心挣扎了好几天。这是一个社会关注度很大的恶性案件，如果代理，不但没有收益，还会面临各种压力，甚至会带来危险，而且，我该怎么来跟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们解释这件事呢？

但几天后，我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跟我太太叙说了这件事，并且希望她能支持我。我太太思考了一会，说，如果是这样，也许这是上帝的旨意，要给他一个公平的审判。太太的这句话让我顿时释然了，原来法律的意志可以和上帝的旨意这么相近。

我知道接下来我会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压力，我也知道我的辩护不一定能成功。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面，虽然芬奇律师一直义正严辞地呼吁尊重事实，放下偏见，但是在种族歧视严重的环境下，陪审团最后还是判决了被告人有罪。

其实这种情形差不多每个月都在我的身上上演，我也一次次地呼吁法庭放弃有罪推定的思维，但是我得到的仍然是一份份有罪的判决。

我常常问自己：这样的坚持是为了什么？值得吗？直到有一天，当我失落地走出法庭时，几十个旁听的人们竟然不约而同地全部站了起来，没有说话，一直注视着我，当我和他们目光接触的瞬间，我找到了我坚持的理由。是的！虽然结果我难以改变，但是过程同样重要！每一次的抗争和呼喊，都能为旁听的人们播下公正和良知的种子！

最后，我想把芬奇律师的那句话送给所有坚持在刑辩领域的律师们，“勇敢是什么？勇敢就是，还没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会输，但我们还是昂着头，迎上去，坚持到底，像一位勇敢的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