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抄家”到没收财产——看刑罚文明的发展
宋福信、陈丹丹 2020年10月15日
没收财产，是指剥夺犯罪人个人财产，无偿收归国有的一种刑罚方法，没收范围包括犯罪人合法所有，并且没有用于犯罪的一部份或者全部财产。
该刑罚始于奴隶制时期，盛于封建制时代，古时俗称为“抄家”，当时的没收范围不但包括犯罪人的个人财产，还包括全部家庭财产。我国周朝有“货罚”、秦律有“籍没”、唐律有“没官”，不仅家庭财产尽数入官，妻子女妾也要籍没为奴。万历首辅张居正、乾隆宠臣和珅，无不曾权倾一时，终了难逃“抄家”噩运。《红楼梦》中，锦衣军查抄宁国府、贾府由盛转衰的故事，正是曹雪芹家族被罚没财产际遇的生动写照。“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千年一叹，道尽曹雪芹作为“抄家”之刑承受者的悲凉。
西方历史上，古希腊和罗马帝国亦设有没收财产刑，没收所得成为国库来源的要项。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列国，没收财产更是对重罪犯（尤其政治犯）通处的刑罚，常与死刑、流放相伴。没收财产刑鼎盛泛滥之时，折射出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绝对凌驾的历史状况。17-18世纪，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席卷欧洲大陆和北美，私人财产权利被认为是“天赋人权”的组成部分，“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在近现代的西方被普遍接受。自由民主的思潮，带来的是罪责自负、刑罚轻缓、罪刑对称的刑罚改革呼声，没收财产刑的正当性、必要性和有效性，遭受普遍质疑。理论争鸣的结果是刑法改革——没收财产刑在法奥意英等欧陆强国及其殖民地被相继废止，至19世纪末已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摒弃，在美国绝大多数州更是自始未曾设立这一刑罚。值得一提的是，清政府1911年初也曾加入过刑罚轻缓化的西潮，在新颁布的《大清新刑律》中废除了没收财产刑。或因政治形势需要，或受刑罚理念影响，没收财产刑不久即在我国恢复，作为法定刑历经数十载，存续至今。
建国前，各个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刑事条例、法令，大多设有没收财产刑罚，作为有效的法律规定，适用于反革命分子、土豪劣绅、汉奸分子等惩治对象。建国后，没收财产亦作为刑罚之一继续留存。同样，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苏联也曾将没收财产刑作为巩固革命成果的法律手段。但自1969年苏俄刑法典，至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规定适用没收财产刑的条文逐渐减少。随着私有财产权宪法地位的上升，俄罗斯最终于2003年正式废除了没收财产刑。没收财产，在我国《刑法》第59条第1款中明确规定的内容为：“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这在理论上称之为一般没收。另外，我国《刑法》也规定了特别没收制度，即没收犯罪物品，指的是《刑法》第64条规定的没收“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和“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同时，我国刑法很多罪名也规定了罚金刑，即根据犯罪的数额来判决确定要追缴的罚金。一般没收和特别没收是相互并存的，不可替代、折抵，也就是说，即便犯罪物品被没收了，如果被判处没收财产的，犯罪人的其他与案件无关的合法财产也要被没收。之所以制定如此严厉的没收财产刑，其目的在于对犯罪人本身形成严厉的报应，铲除犯罪人再犯罪的经济基础，并对其他潜在的犯罪人强化威慑效力。但是，正义的实现、稳定的维护，是否必须通过对罪犯基本权利的非必要剥夺？再者，目的正当，是否就足以支撑刑罚手段的正当性？刑法既已制定了特别没收制度，没收了违禁物、犯罪工具与犯罪所得；同时，又再制定了可调整数额的罚金刑，作为对犯罪的惩戒与警示；那么，再保留严厉的没收财产刑是否还有必要？试想，对于一个十年牢狱并没收全部财产的犯罪人来说，刑满释放之时，身无分文地面对沧海桑田的社会，必将面临丧失生活条件和谋生基础的局面。而一无所有的悲惨境地，或将成为他无奈再次走上犯罪道路的诱因，这无疑有悖刑罚教育感化功能和特殊预防的目的。所以，刑罚不应仅起到狭义的报应刑作用，还应考虑对犯罪人将来回归社会生活的影响。刑法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随着刑罚文明的时代发展，应该逐步取消没收财产刑。作为附加刑的一种，只有在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时，才能适用该刑罚。虽然我国恢复了没收财产刑，但是该刑罚的适用范围有所收窄。1979年旧刑法规定的没收财产的范围只限于犯罪人的个人财产，不再像古代一样包括家庭财产，这或许与现代婚姻法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有关。到了1997年新刑法修订时，还增加了这样一条：“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这些规定都兼顾了人道主义，体现了刑罚文明的进步。但是，现行刑法与1979年旧刑法相比较，规定了没收财产的条文和罪名却是增加了不少。据统计，在1979年的旧刑法中，只有24个罪名可以判处没收财产，主要适用在反革命罪，占了所有罪名的50%。所有罪名均为弹性规定，如反革命罪、投机倒把罪等，都是“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可以跟罚金、责令退赔择一科处，无硬性规定必须并处没收财产。与旧刑法相比，现行刑法规定适用没收财产刑的罪名已增至80个之多，而且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少数几个犯罪为弹性规定外，其余均修改或者增加为硬性规定，必须并处没收财产，或者必须跟罚金择一适用。比如，2011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犯罪特别增加了罚金和没收财产刑。所以，近几十年来没收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其实是在逐渐扩大。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的不法和责任相适应。罪刑相适应，就是刑罚的裁量梯度与罪责的轻重梯度相对称。我国刑罚体系由主刑与附加刑共同构成：主刑，按轻重程度递增，分别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附加刑中的财产刑，由轻到重也有从罚金、没收部分财产、没收全部财产的梯度。按照罪刑阶梯对称的原则，主刑与附加刑的裁量都应当遵循罪刑适应原则。以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为例，《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若减为有期徒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就改为了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这样的规定，体现的就是罪刑阶梯对称的原则。财产权利与政治权利一样，也是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财产刑与自由刑呈现阶梯对称，是贯彻罪刑适应原则的必然结果。按照这一原则，没收全部财产应该只与死刑、无期徒刑适配，有期徒刑则适用罚金刑或没收部分财产方为合宜。职务侵占罪，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违法发放贷款罪，数额特别巨大的，也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却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挪用公款罪，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但却没有规定财产刑。在刑罚设置上，自由刑与财产刑的配置就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财富，是个人辛勤劳动的奋斗果实，也凝聚着个人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更是个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条件。关系如此重大，司法机关却可以自由裁量没收犯罪分子少至“一部份”、多至“全部”的个人合法财产。而“一部份”是多少？什么时候没收“一部份”？什么时候没收“全部”？无论是刑法本身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作出规定。没有标准的自由裁量权，背后是刑罚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和被告人财产被任意处置的高度危险。这几年来，国家反复强调要加大私有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切实维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这是一个司法文明进步的标志，毕竟民营企业、企业家的合法财产每一分都来之不易。而同时，“扫黑除恶”、打击“套路贷”的专项行动也在全面展开。当民营企业、企业家涉案，要适用没收财产刑的时候，由于没有具体的裁判标准，司法的天平在不同刑事政策之间来回摇摆着。根据司法机关发布的专项行动的情况，涉案的被告人均是在量刑幅度内被顶格判处，主犯全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其中没收财产的数额是作为了衡量行动成果的一项重要指标。而在执行财产时，很多案件并没有严格区分夫妻共同财产，甚至出现了连被告人的妻子的嫁妆也被没收的情况。究其原因，在于目前我们没有制定没收财产刑的裁量标准，导致刑罚跟随着政策随意适用。在没收财产刑将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像罚金刑一样制定具体的标准，与犯罪数额相关联，否则将因为刑罚的不确定性而让人产生恐惧心理。唯有立法标准化、司法精准化，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刑罚的积极功能，推动刑罚文明的发展。边沁有言，“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需。所有超过于此的刑罚不仅是过分的恶,而且会制造大量的阻碍公正目标实现的坎坷。”非必要则不正义。对于没收财产刑的存废和具体标准，我们应该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审慎对待，推动其往刑罚文明的方向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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