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  发

2021年4月1日，对于经营了十几年的A公司来说，无疑是黑色的一天。

数十名警察进入公司后，亮明身份，带走了在公司的近十位高管。随后，许多办案人员留守在公司，查封电脑、调取文件、逐个传唤相关部门的员工做笔录，足足持续了一个星期。许多员工噤若寒蝉，担心下一个被叫去问话的是自己。

这就是刑事调查本身固有的威慑性和破坏力，虽然每一位办案人员都是依法在办案，公司也可以继续经营，但是对于被调查的A公司而言，无异于遭受致命的一击。

 

安抚员工和家属的工作落在了人力资源总经理小X身上，她带着一个个高管的家属去公安局领取了《刑事拘留通知书》。

“现在公司上下人心惶惶，都在传公司要倒了，已经有其他公司来挖我们公司的人。券商中止了上市计划，银行封住了我们的公帐，还有一周就要发工资了，怎么办？公司领导都正当壮年，都被刑拘了，有老有小，这么多家庭怎么办？”

内忧外患，紧张焦虑，这位十几年的老员工在律师面前再忍不住泪流满面。

 

受  托

每一场辩护都是临危受命，虽然不是每一次都能让当事人达成所愿，但是每一次都得全力以赴。

我们很快了解到，公安机关并没有对公司的账号采取查封措施，账号冻结只是银行的行为。于是我们向银行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律师函，银行很快解冻了账号。

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辩护的首要任务。家属收到的刑拘通知书上填写的涉嫌罪名是串通投标罪。但是到底是哪个项目有什么问题？涉案的高管都被刑事拘留，疫情导致律师会见困难，所以，一时了解不到案情。

办案人员在继续调取着公司的材料。我们想了一个办法，由公司指定一名工作人员，专门配合调查。凡是办案机关调取的证据材料，均由该工作人员做好交接登记，复印留档。

律师不能指示当事人隐瞒证据、妨碍侦查，但是了解公司提交的证据情况，是辩护律师的权利。沿着侦查的路径，案件的脉络就基本还原了。

 

困  境

公安机关调取的有某个项目的投标文件，还有投标前后几天公司的款项审批、转账记录。其中一笔款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投标前几天，A公司向一家关联企业转出了33万元，紧接着，该关联企业将该笔款转给了B公司。33万元，正好是公安机关正在调查的这一个项目的投标保证金的数额。

再进一步了解，B公司参与了涉案这一个项目的投标。而且，几乎同一时间，B公司也接受了刑事调查。

我们很清楚，这些“巧合”的情节，都会成为推定A公司和B公司串通投标罪成立的有力证据。

经济的快速发展，再加上法律意识的淡薄，导致很多企业对于“围标”、“串标”这些市场潜规则熟视无睹。一旦深入调查，很多项目可能都经不起考验。对于营商环境的了解，更增加了我们对A公司构成犯罪的担忧。

 

和A公司负责人在看守所的会见证实了我们的判断。除了在公司调取到的证据以外，公安机关还调取了他们手机上和B公司相关人员的微信记录。他们承认了公安机关调查的事实。

“我们和公司会面临怎么样的处罚？”负责人忧心忡忡地问。

虽然现实很残酷，但我们还是得如实地告知当事人：“如果罪名成立，个人量刑可能会是三到七年。公司因为有犯罪记录，以后会被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服务的招投标。”

负责人一声长叹：“我个人还能承受，但是公司业务几乎依赖招投标，如果被禁止，那就彻底毁掉了，两千个员工该怎么办啊？”

 “律师，难道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吗？”这个问题，负责人问过，家属问过，留守公司的员工也问过。

无罪辩护已经是毫无希望，要想全身而退，作为辩护人，还能怎么办呢？

 

念  头

“合规不起诉。”我说。

这并不是我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念头从我脑中飘过，我脱口而出的。

但是这个念头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早在三年前，我们事务所就开始为一些企业设立刑事合规制度了，当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试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关注和研究这一项业务。

根据我的理解，A公司的情况，刚好符合企业合规不起诉这一项法律政策。

“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吗？”听完我的介绍，负责人如同在黑暗中看到了一束光。

他又有点担忧地问：“之前我们市的检察院有做过合规不起诉的案例吗？”

“还没有，”我如实说，“但是，事在人为，值得一试，不是吗？”

 

说  服

在审查批捕阶段，我们几位辩护律师约见了经办的检察官。

检察官有点诧异，因为我们表达的主要不是不批捕的意见，而是对A公司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意见，这种情况显然是第一次遇到。

我们提交了一份厚厚的申请书，里面详细论证了对A公司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那是我们对A公司深入尽职调查之后，结合合规不起诉制度作出的论证，虽然没有参考的先例，但我们还是附上了第一份合规整改的计划书。

“合规不起诉，虽然最高检发布了相关文件，但是我们还没有办过……”检察官有点迟疑。

说服检察官接受我们的方案是唯一的希望。最后，我跟检察官说：

“这一家企业非常符合合规不起诉制度的规定，如果能够适用，将会成为本市的首例案例。合规不起诉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很多地方的检察机关都想做成本市的首例案例，我们律师团队有信心做好这个案件，让它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典型案例。”

据说在商业谈判中，最有效的推销，就是将自己的需求，转化为对方的业绩。

 

检察机关不会提前跟辩护律师说他们的决定，除非到了正式宣布文件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约见完检察官之后不久，检察机关联系了A公司，说想过来公司做一次调研。

调研显然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所必要的程序。我感觉到了喜讯将至。当我们跟负责人和其他高管说了我们的判断的时候，他们还半信半疑。

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很快宣布：同意对A公司适用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被逮捕的高管全部取保候审了，看着他们在看守所门口和家人、同事紧紧相拥，我们感概万分。

想不到一个突然而至的念头，能够将一个看上去本无希望的案件起死回生。但是，刑事辩护不都是这样吗？每次让案件峰回路转的，都是那灵光一闪的念头，有时候是一个证据漏洞，有时候是一个法律适用的误区，这一次，是及时把握住了最新的刑事政策。

     

     争  取

我们开始了对A公司持续几个月的合规整改工作。作为先行先试的首例案件，没有固定的程序，也常常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研究，一边实践，一边总结。

检察机关和第三方专家都非常重视，特别邀请了国内著名的合规专家到A公司指导合规整改。专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指导意见，但其中一个观点让在场的负责人和涉案高管脸色都变了，他指出：“合规不起诉，就是要惩罚个人，放过企业。”

显然，专家认为，我们在合规整改计划书中提出的对涉案高管调岗、扣薪、罚款、限权的处罚力度不够，应该要开除或者辞退。

作为受雇的合规顾问律师，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让涉案企业顺利通过第三方组织、检察机关的审查，但在这过程中也要尽量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我们向专家、检察官陈述了两点理由：一是A公司不同于中兴等大型企业，更换了一批职业经理人之后还能正常运转，A公司业务和技术严重依赖涉案的高管，一旦开除，公司难以正常经营；二是涉案高管“痛定思痛”，能够真心认识到合规的重要性，留在企业“戴罪立功”，有助于将合规整改起到实效。

看到专家似乎还不为所动，我们会后赶紧向第三方专家和检察机关呈交了书面报告：A公司正处于上市前的辅导期，根据相关法规，实际控制人和高管不能在此期间进行变更。

由于这一个是法定理由，且对于公司上市有重大影响，专家和检察机关最终通过了公司的处罚措施，负责人和高管得以继续留任。

 

       测  试

我们和A公司的负责人、高管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我们多次和他们强调：一个企业只能做一次合规不起诉，如果不起诉之后再犯，面临的将是刑事处罚。所以，合规整改不能走形式，一定要做到有效预防犯罪。负责人、高管都对此深表同意。

所以，我们在设立合规部的同时，在每一个部门也都设立兼职合规员，将预防放在了源头上；在做各项制度起草、合规培训时，都是按照有效预防犯罪的标准来进行；我们还专门与公司的技术部门合作，开发了一套线上审批系统，将与招投标业务相关的审批、财务全程线上留痕，有效预防了串标和腐败。

事实证明，这是有效果的，诚实才是最好的保护。

在这个案件结束后，检察官给我们透露了一个情况：在我们提交了合规整改报告后，检察机关为了测试A公司合规体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他们曾经派员冒充是其他公司的人，致电到A公司市场部，邀请他们一起“围”某个项目。然而，A公司业务人员婉言拒绝了。

连检察官“钓鱼式”的测试方法都能通过，这一下我们就放心了。

 

        收  获

听证会结束后，负责人和高管们很快给我们发来了致谢的信息：“我们今天领到了不起诉决定书，感谢一路以来的帮助和指导！”

我们长吁了一口气，前一阶段的积极尝试，后一阶段的谨慎整改，最终让我们不负所托。

同时，作为首例合规不起诉案例的代理律师，我们也探索和总结出了一整套实务经验，提升了自己。

这个案件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合规不起诉这一项新制度的好处，既警示了企业，也挽救了企业，同时还改善了营商环境，希望这一项制度能够不断完善，全面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