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扫黑除恶”行动的深入开展，一个个涉黑案件出现在辩护律师们的办公桌上。面对重大复杂的案情，晦涩繁多的法规，很多律师一时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我们团队代理了几件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涉黑案件，已经陆续进入了庭审，在办理过程有几点体会，抛砖引玉，与各位同行交流。

一、整体辩护需要一个一体化的辩护团队。

在我们团队代理的涉黑案件中，被告人数、罪名数量、案卷卷宗数量都创下了记录。被告人最多的有数十人，涉及罪名最多的有十几个，案卷最多的超过600本，涉及“套路贷”的案件，借贷笔数数百笔几乎是常态，审讯同步录音录像的光盘一般都是几十个。

如果是为“组织领导者”辩护，意味着所有的指控事实都是相关的，辩护律师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如果只有一两个辩护律师准备辩护，恐怕“独木难支”。假如一天阅卷5本，最少要律师全身心投入两个月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阅卷，还不包括会见、查找法规案例、准备庭审发问、准备质证意见、撰写辩护意见等重要辩护工作。

各地司法部门对于涉黑案件都非常重视，常常遇到检察长起诉、法院院长主持庭审的情况。我们最近代理的一起涉黑案件，连续开庭了7天7夜，公诉团队可谓阵容豪华，由副检察长、主办检察官、检察官助理一共9人组成，而且在出示证据的时候，全程采取了可视化的方式，PPT大屏幕同步展示，甚至制作了动态图表等，充分展现了公诉业务的专业化、精细化和科技化。

面对如此大的工作量，准备如此充分的公诉团队，如果辩护律师依然是“小米加步枪”单打独斗的常规工作模式，恐怕难以达到高质量的辩护效果。要对涉黑案件进行精细化的整体辩护，需要一个高素质的辩护团队，而且必须是一体化的，才能形成合力。

我们团队采用了“分工阅卷—合并讨论—单独撰写—汇总意见”的工作模式，先把案卷根据不同的罪名进行分类，每一位律师负责一到两个罪名，分开阅卷。阅卷完成后，一起开会讨论每个罪名存在的问题，形成统一意见后，每位律师各自完成每个罪名的辩护工作，然后统一汇总给两位主辩律师，由主辩律师最后完成全部辩护文件，包括庭前会议、发问问题、举证质证、辩护意见等。

在准备的过程中，我们也充分调动了各种专业资源，比如法医鉴定、司法审计、痕迹声像、植物学鉴定等机构，同步为我们审查和出具各种专业意见。

在这种整体配合的团队模式下，我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个涉黑案件的全部辩护工作，既做到了充分细致，也集合了集体的智慧，辩护效果得到了当事人和同行，甚至公诉人和法官的认可。

二、辩护律师的综合论证能力备受考验。

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涉黑案件的核心内容，也是控辩双方争议的重点。如果涉及“套路贷”犯罪，控辩双方还得充分论证是否属于“套路贷”。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应该是刑法中最抽象、涉及面最广的一个罪名，它不像其它的罪名，用清晰简洁的语言确定了一个犯罪行为，而是从几个方面描述了一个组织的形态。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解释也是复杂多样，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细化、修正。“套路贷”的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多样，和一般的高利贷难以区分。

要对涉黑案进行有效的辩护，首先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进行深入的研究，仅仅记住法条和司法解释是不够的。还得通过研读文献领会立法本意，了解主流的裁判观点和指导案例，把握法律适用的常见争议焦点等等，这样，才能充分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本质。

如果有人问，哪一个罪名的认定是法律机器人最不能替代的？那一定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所以，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很考验控辩双方的综合论证能力。关于这个罪名，可以这么说，一篇好的公诉意见或者辩护意见，应该是一篇高质量的论文。

三、区分形式和本质，是有效的辩护方法。

如前所述，相比起其他的罪名，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法规定是比较抽象的，所以司法解释针对几个主要争议的问题都作出了详细的解释，同时列举了现实中可能符合规定的各种情形。比如，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司法解释就列举了八种情形。

在我们代理的案件中，控方有时候会套用司法解释列举的某种情形，据此认为符合了某项特征，或者认定某个事实。由于司法解释列举的情形涵盖面广、描述细致，案件中的情节很容易被套上，如果辩护人依然用司法解释列举的情形与控方辩论，明显很不利，难以说服法官。

我们应该意识到，司法解释列举的这些情形，是为了让法官在适用刑法时参考的，并不是说符合这些情形的，就一定符合了刑法的规定，任何情形都不能脱离刑法规定的本意，否则就会陷入机械适用法律的泥潭。

比如在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时间时，司法解释规定了三种方式：“成立仪式”、“标志性事件”、“首次有组织的活动”。在我们代理的一件涉黑案件中，检察机关将其中一个违法事实定义为“标志性事件”，从而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形成了。

我们认为这三种方式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形式判断，形式不能脱离本质。从逻辑上说，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犯罪集团的高级形态，首先要满足犯罪集团的全部条件。这个犯罪团伙确实共同实施过一起犯罪（被认定为是标志性事件），但是连犯罪集团的条件都还不具备，这显然并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要求。

所以，遇到控方套用司法解释中列举的情形时，辩方应该透过形式剖析本质，突破司法解释列举的情形的束缚，紧抓住立法本意来解读行为，这样才能在控辩中处于优势地位，从而有效说服法官。

四、地域文化和行业惯例，是不容忽视的要点。

涉黑案件中，控方指控被告人形成了“非法控制”，要么指的是对某个区域，要么指的是对某个行业。所以，某个区域的民风民俗、经济文化，或者某个行业的交易习惯、惯例规则都跟罪行的认定息息相关。如果不能让法官充分了解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到各被告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会影响到被告人行为性质的认定。

比如，在我们代理的一个广东潮汕地区的一个涉黑案件中，被告人都是当地同村的村民，公诉机关认为他们经常在某个地方聚会议事，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稳定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通过法庭调查，给法庭阐述了潮汕地区的文化，村民常常聚在一起喝茶是当地的习俗，并非共谋犯罪。

同时，我们也向法庭阐述了潮汕地区的另一种文化，当地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或者打架，都不愿意向司法机关控告，而是找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调解，这是一种传统，并非如控方认为的，是主持调解的被告人在主动插手民间纠纷。

在涉及“套路贷”的犯罪中，有一些被告人在借贷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砍头息”的行为，“砍头息”是民间借贷领域常见的现象，方式多种多样，常用于掩饰不受法律保护的高息部分，但是这与“套路贷”中的故意虚高本金的诈骗行为是存在本质差别的。辩护律师只有对放贷行业的各种惯例充分了解后，才能给法庭作出恰当的解释。

当辩护人根据民俗文化、行业惯例对被告人的行为作出准确的法律解读时，既让法庭充分了解了事实，也会得到被告人由衷的赞赏，因为通常这些也都是被告人的心里话。

五、注重程度的论证是特别的需要。

在刑法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使用了诸如“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百姓”、“严重破坏经济、生活秩序”这些严重的词语。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黑社会性质组织也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组织。

那到底什么样的组织，什么样的行为，才能达到这样严重程度？这难以再用更具体的文字去描述，司法解释如果规定得太具体了，反而会导致机械适用法规的情况出现，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范围，也是行使的难点。

所以，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的法律判断，归根到底，是一个程度的判断。辩护律师很有必要分析并指出，法庭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民众认识之间的程度差距。

比如，在我们代理的一起涉黑案件中，一些主要的被告人确实有过故意伤害的违法行为，但是数量少，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只有一两次；后果不严重，几乎都是轻微伤，而且都已经赔偿和解了，这种情况是否符合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行为特征呢？

我们指出，要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行为特征，除了具有暴力性、后果严重以外，犯罪行为还得有一定量的积累，这样才能让人产生恐惧，才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否则难以达到法律规定的危害程度。

又如，有被告人承认在一次的基层换届选举中，收集了自己亲属手中的空白选票，填写了另一个被告人的名字，检察机关认为这属于危害性特征中“利用组织的势力获取政治地位”的表现。

我们在辩护时指出，这种行为行为发生在亲友之间，无贿选和威胁的因素，有委托投票的意思，是目前基层选举的常态，远没有达到控制基层选举的危害性程度。

六、必须把握好四大特征之间的关系。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四个特征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组织特征是基础，经济特征是保障，行为特征是手段，非法控制特征是目的，四个特征缺一不可。从逻辑上来说，只有四个特征都齐备的时候，才能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成立。

但是，在我们遇到的某些涉黑案件中，存在某个特征很明显，但是其他特征不具备的情况，也存在四个特征尚未齐备，就提前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形成的情况，这些都需要辩护律师予以指出。

比如，在我们代理的一个涉及“套路贷”的涉黑案件中，公安机关认为这是一个严重影响经济秩序的放贷组织，放贷公司的人员结构稳定。但是这家公司都是通过起诉的方式来追讨欠款的，没有使用暴力或者软暴力，所以我们认为不具备行为特征，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

又如我们代理的另一个案件，虽然各被告人自2005年开始各自有一些违法行为，但是直至2013年才纠集在一起形成犯罪团伙，公安机关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在2005年就已经形成了。我们在辩护的时候就指出，这个观点割裂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有机统一的关系，不能因为一个特征出现了，就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就已经形成了。

“打黑除恶”行动的意义值得肯定，让每一个案件都经过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目的是要让行动始终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不偏离轨道，不越过界限，这也是律师参与的重要意义。由于涉黑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的复杂性，每一场辩护几乎都是一个艰难浩大的工程，需要律师们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同时也要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才能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