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是2020年1月21日，年二十七，早上七点半，我、拍档还有司机一起开车前往某市看守所，我们约了检察官和当事人一起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那一天我们心情很轻松，因为这是我们年前的最后一项工作了。完成这项工作，我第二天晚上就要去美国和家人汇合过年，而拍档是当天晚上的动车回老家过年。

本来前一天，我们都说了一下明天戴口罩，因为该市已经出现了第一例武汉肺炎，但是上车后才发现我们走得匆忙，都忘了戴了。

两个小时后，我们到了看守所。临近年关，来看守所会见和提审的人已经很少了。除了工作人员，只见到两个清洁工在认真地擦洗着地板和桌椅，当时还没有人戴口罩。

在大堂等检察官的时候，我脑海中不自觉地飘过一个可怕的想法，很多人说武汉肺炎传播严重，只有看守所才是最安全的，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离。其实，最安全的地方也许也是最危险的。一旦有一个人将病毒传了进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可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一个五十平方的仓里，可能关着二三十个人，而且很多看守所的关押人数都是数千人的。

非常时期，真有必要减少羁押措施，提高取保候审率呀。

认罪认罚具结书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签完了，因为之前就谈好了的。当事人隔着铁栅栏和我们简单交流了一下，距离我和检察官应该有三四米远，纸和笔都要干警过来帮忙传递。现在想来，这也算是一种安全距离吧。

回广州的路上，拍档看着手机，突然说：“我的朋友小Y的妈妈昨晚被隔离了。”我哦了一声，没太在意。

拍档继续说：“小Y的妈妈是前几天从武汉过来的，昨天发烧了。”

我反应过来了：“啊？这么巧，广州要出现第一例武汉肺炎了吗？”

拍档显然正在用微信聊这件事。一会儿后，他抬起头看着我说：“昨晚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小Y也在。”

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件事和我们有点关系了，我问：“小Y的妈妈过来是和她住在一起吗？”

拍档回答说：“是的。”

我问：“那小Y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发烧？”

拍档说：“还没有，但是她刚刚在群里提醒我们要注意了。”

拍档赶紧上网查了一下密切接触的范围，结果发现一起居住的家人、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一起用过餐的人、一起乘坐同一辆车的人都属于密切接触者。

这样我们都算是间接的密切接触者了，毕竟我们来回的车程是四个小时。怎么办？我们三个人在车里面面相觑。

 中午回到广州后，拍档决定先自行回家，不回办公室了。当天下午，我们就让办公室的同事们都戴上了口罩，然后决定放假不用上班了。

虽然我们都不会觉得很紧张，因为毕竟是很间接的接触了，而且小Y也没有发烧，但是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于是，下午的时候，拍档发微信去询问小Y的妈妈情况，但是小Y却没有正面回答。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朋友告诉我们，小Y也被隔离了。

广州这么大，想不到疑似病例却离我们这么近。是不是可以快速筛查呢？

我记得以前SARS的时候，是有快速筛查试剂的哦。但是我和拍档联系了医院，医院说武汉肺炎没有快速筛查的，自己观察会不会发烧再说吧。

谨慎起见，我们各自咨询了自己的医生朋友们。医生们的普遍意见是不用太担心，毕竟小Y和拍档接触的时候并没有症状，但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方式还不大清楚，建议我们先自我隔离一段时间为好。

拍档退掉了当晚回老家的车票，想看一下小Y那边的情况如何再说。

我们都希望能得到小Y的妈妈的确切消息，最好是排除了武汉肺炎，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去过年了。但是遗憾的是，小Y被隔离之后就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早上，广州公布确诊了两例武汉肺炎，疑似一例，都是曾经有武汉居住史的中老年人，前几天从武汉过来广州的，前天晚上收治，但是就没有更进一步的信息了。

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去打听，最后在一位医生的微博下面看到了一个确诊者的大致地址，和小Y家的地址是一个小区。虽然是不一定准确的小道消息，但更让我们感到忐忑不安了。

怎么办呢？就这样自我隔离起来吗？但这算不算是小题大做呢？我的家人一周前已经过去美国了，就等着我22号晚上飞过去过年了。我犹豫不决。

22号那一天，官方已经公布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长达14天，我需要了解的是，潜伏期间有没有传染性呢？

就在这个时候，李兰娟院士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说，潜伏期也可能有传染性，因为有一些病人自己没有发烧，但是和他有接触的人后来发烧了，这一点要非常重视。

同时，甘肃发现了首例疑似病例，他在出差江西时曾经和来自武汉的人员同桌就餐，当时武汉的人员并没有症状出现，这印证了潜伏期有传染性的说法。

现在想来，专家们及时将科学的结果公布给民众，对于控制疫情是多么重要。哪怕只是一句话、一个信息点，早一点公布，对社会大众的影响都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看来，医生朋友们建议我们自我隔离的意见是科学的，潜伏期有传染性，就意味着我们都是有风险的。

飞机是晚上飞美国的，那一天上午，我拨通了家人的电话：

“你觉得我去不去美国好呢？”

“应该没事吧？这么间接的接触了。”

“可是还是心里觉得不踏实，而且过去还要和两个小朋友一起住一起玩。”“嗯……也是呢，唉，那你决定吧。”

“那我再考虑半天吧，下午再决定。”

那半天的时间里，我非常渴望得到小Y的妈妈的确切消息，因为她已经收治两天了，如果是武汉肺炎，应该确诊了吧？但是从官方公布的信息里了解不到，从其他途径也问不到，小Y还是在隔离着，联系不上。

“No news is bad news?”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过。下午三四点，虽然行李已经收拾好，但我还是给家人打了电话：“还是帮我退掉机票吧，我在家里自我隔离十四天，安心一点。”

早在几天前，我听说武汉有不明肺炎疫情的时候，我就赶紧买好了200只KN95的口罩。那天下午，我回家给了阿姨几个口罩，叫她放假回老家过年。我戴着口罩跑去药店买了红外线体温计、两盒酒精棉片和一瓶VC，又去超市迅速买了一购物车的菜、食物和生活用品，填满了整个冰箱，足够半个多月了。听说多吃蛋白质可以提高免疫力，我多买了牛奶、鸡蛋和牛肉，特别买了100双一次性塑胶手套和两大瓶84消毒水。

结账的时候，旁边有个阿姨笑着跟我说：“小伙子，你应该很少来超市吧？超市是过年都开的，不用一次买那么多。”

但是接下来的那几天，证实了我提前储备物资的决定是正确的。

这些生活经验，完全来源于2003年。那一年SARS爆发的时候，我也在广州过春节，很多经历依然记忆犹新。想不到十七年后，似曾相识的灾难再次重演，让人无限感概。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我们普通民众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警觉和谨慎，才能保护好自己。

一切准备就绪，我在家里开始了自我隔离十四天的春节假期。

爸妈知道我不去美国之后，打电话来叫我回老家过年，说没事的，回来过年吧。我还是解释了一番，说隔离完再回去。

有一位同学知道我自我隔离后，在微信群跟我开玩笑说：“你不把病毒带过去给美国人？”我回答说：“放过他们吧，也放过我们自己人。”

另一位同学说：“你可以多喝几瓶茅台，茅台可以杀病毒。”我回答说：“我开好酒等你过来一起喝。”他回了一个惊悚的表情。

健身房是不能去了，而且听说过度锻炼也会降低抵抗了。幸好家里养了一只柴犬哈利，原本春节要寄养宠物店的，刚好陪我过春节，而且冠状病毒不会人传狗。

春节期间，天气大降温，珠江边几乎见不到人，风很大，不用担心人传人，于是有几天下午我就带着哈利去江边散步。

期间，遇到一只狗要来和哈利一起玩，狗的主人也是戴着口罩，我一直离她七八米以外，狗的主人刚好有点咳嗽，她有点抱歉地跟我说：“我是普通流感，看过医生了，我没去过武汉。”我笑着说：“不怕你传染我，就怕我传染了你。”

狗为什么会是人的好朋友呢？因为它可以在你孤独无聊的时候时刻陪伴着你。

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关注着疫情的进展，武汉的情况确实让人揪心。很快很多病例也证实潜伏期人传人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我庆幸自己做了一个稳妥的决定。

我和拍档也一直在打听小Y和她妈妈的情况，然而一直联系不上他。广州疾控部门公布的消息也是一直都很不具体，无从判断他们的情况。

年初四的时候，我有点打喷嚏和喉咙痛，吓了一跳，半夜还起来量了一下体温，看看没发烧才放心。

日子一天天过去，到了第十三天的时候，广州市官方才终于公布了确诊患者居住的小区，我对了一下，发现小Y居住的小区也在名单之列。

庆幸的是，我和我的拍档始终没有出现发烧咳嗽的症状，我们终于平安度过了十四天自我隔离的日子。

虽然只是虚惊一场，而且没有和家人团圆过春节感到很遗憾，但是我认为自我隔离这个决定还是正确的。不知道是因为工作习惯还是个性使然，我总觉得涉及健康和安全的事情不容有失。

放大一点来看，疾控防疫本也应该这样，任何过于谨慎的做法最后都会被证实是必需的，做再多也都不为过。相反，过于自信，付出的绝对是惨痛而且不能承受的代价。

作为一个伪亲历者，在这段时间里，我还深刻感受到信息及时公开的重要性。

前期大的方面就不说了，就拿小的方面来说吧，地方疾控部门公布确诊者的居住区域、流动轨迹等基本信息，是不是应该及时一点呢？公布信息不及时不具体，会使得很多可能相关的人无所适从，也可能让一些本应该注意的人掉以轻心，其实不利于疫情的防控。

在自我隔离期间，关于疫情的信息铺天盖地，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法国作家加缪在小说《鼠疫》里的那一句名言：“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