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中拔地而起的层叠高楼汇聚在整座城市的中心，像一个璀璨的星盘，扎根于南方的土壤里。太阳和月亮在它们身上碾过无数个来回，努力着想把属于钢铁森林里的冰冷洗刷得一干二净。

晚上九点，从高层一扇落地窗前折射出来的微弱的屏幕荧光，恰如其分地融进了城市霓虹的夜晚。窗内的景象通过向外打开四十五度的玻璃反射出来，诺大的办公间只剩下她一人，她伏案坐着，一只手在鼠标上机械地点着，却忍不住微微颤抖，包括她的身躯。

屏幕上随着光标来回切换的，是几张犯罪现场的死者勘查图，拍摄时间年代久远，估计照片还是用胶片洗出来的，不知是已经结痂还是依旧鲜红的血迹统统被遮盖在泛黄的底色之下。

她心里暗自庆幸还好这照片像素不好，如今的高清数码拍照技术估计会让每一处血肉皮毛都“泾渭分明”。她已经快速粗略浏览了好几遍，让肉眼初步对这样的凶残画面具有免疫力之后，才敢一张张地点击、放大。

死者的脸在一道道刀痕下已经面目全非，看不出任何特征或者表情。但她还是忍不住在脑海中脑补着死者在生前匍匐于一刀刀漫流鲜血之下的情形。

她从来不敢想象死亡，倒不是因为对自然规律的抗逆，只是太多非自然死亡的场面下，都是那么地不体面。

照片里的他或许尝试过逃生，在第一刀砍向自己，在身体上划开那一道迸裂的伤口之时。他或许和持刀者展开过搏斗，在对方狰狞着的面孔下，他求生的欲望拼命呼喊着，苟求着那一丝生的希望。他或许在死前努力挣扎过，在忍受着肉与肉撕裂的剧痛之间。然而他最后失败了，也放弃了，一点点地感受着身体里的血液一点点流失殆尽，被迫掐断了最后和外物的一圈联系。他死在地球转动的某一秒，但星辰依旧流转，他的血液在地上流淌着，流进了土地，被当做肥料，他的人生被当做了土壤。生时如蝼蚁，死后如尘埃。

她的内心就这样一点点地被不知从何而生的共情占据，在脑内肆虐。这是一种同样作为两只手两只脚的普通人类对人类的同情，是生物本能。

但和情感本能对立的，是专业知识。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专业知识带来的理性直觉，正在一点点地将之前被同情挤占的空间挤出她的脑袋。

因为她着脚的，是辩护人的角度。她得为那位被指控为故意杀人的人辩护。

检方言言所称证据确凿，像一个身披公权光芒的战斗士，他在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两位建筑工人因工友偷了其中一人的钱，两人在讨钱无果之后，心生杀意，用随身携带的刀在工友的头上砍了十六刀，担心他没有死亡又在手腕上的大动脉处补了两刀。之后，两人潜逃了十九年。

现场留下了其中一人的皮鞋，多人辨认后均称是嫌疑人所有。相关证人也称，两位嫌疑人确实向他们说过自己杀人的事情。

案卷里的两个杀人者像被困于牢笼中的被打蔫了的公牛，在前几次作出了有罪供述，两人的供述与现场侦查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高度吻合的，鲜红的指印刺得她的眼睛生疼。

物证人证齐全，留给辩护人的空间被压缩到了一丝细缝。

但仍然有一些声音在提醒着她，夹缝中也可以求生，甚至可能是更加具有颠覆性的回转。

她一页页地翻看检方提供的所谓“铁证如山”，她佝偻在电脑前的背影逐渐被好几天的夜色吞没。

 

同事小X发来的微信在她手机上响了几声，她点开一看，小X最初是和她一起接手了这个案件的，但后来由于当下其他工作被安排走了。

-“你最后打算怎么做啊，无罪还是罪轻？”消息栏里显示。

-“无罪吧……”先质疑再确信，从无罪到有罪，这是职业训练带给她的习惯性反应。

对方沉默了一会，之后发来一条消息。

-“你感觉这人是他杀的吗？”

面对小X的发问，她突然有些发愣，原本灵活的手指在键盘上无从下手。

对方似乎感受她的不知所措，紧接着又传来一条消息。

-“你先抛开专业上的证据，直觉呢？”

-“感觉是吧。”直觉让她回答出了自己真实的心证。嫌疑人虽在最后一次翻供，但之前做的有罪供述中，每处细节的描述详细到让人很难相信确无其事，尽管她在辩护人的视角上一直在争取高度盖然吻合之后所剩的小概率空间，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她和芸芸众生一样，在真相本身无法获得的情况下，她也更愿意倾向去相信大概率的发生。

发完消息后，她关掉了手机，不想再回复消息。因为她忽然感到，自己似乎无法为自己自白，为何要在自己也认为对方有罪的情况下还要坚持无罪辩护。

一直以来，在刑辩的战场上，她并没有遭受太多道德上的困境，她深知自己在努力维护的，是在一个人被带入到国家机器的运转范围内之后，法律赋予他的权利。

而在这样的个案中，实际上她感受到了矛盾之间的无奈，这样的矛盾来自于她的专业素养和朴素道德之间的冲突。

 

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还没有做呢，那就是去看守所会见被关押的嫌疑人。

她一大早来到了看守所，心抱希冀，两眼还带着熬夜后的红肿。

嫌疑人是一个文盲，她在他胡乱的回答中，仅提取出了一条有效的信息：自己在拘留期间被侦查人员打过。

这一条有效的信息似乎开启了她大脑通向另一个方向的大门，从这一扇门往外看，原本因为看案卷而印在脑中的故事一下子变了模样。而这一扇紧闭的门，只有作为辩护人的她才能打开，她感受到了那油然而生的使命感。

 

她开始了自己一个人的独立战斗，一轮轮的心理质证。

嫌疑人在审讯期间被打了，审讯人员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他作的供述还可信吗？要知道，所有的高度吻合可都是建立在供述真实的基础上啊。

检方连死者身份都没查清，直接称的无名氏，这真的就一定是两位嫌疑人口中的那个偷钱的工友吗？

现场勘验记录写道死者右手四指均缺失了第三指节，可是她放大了现场死者照片，却看到了他右手食指的指甲，这份勘验记录可信度又有多高？

警方没有好好保存好现场发现的皮鞋，拍了张模糊不清的照片，照片上仅能看出是一双黑色皮鞋，为何辨认人都能够清楚地记得嫌疑人二十年前穿的鞋子的具体样子？

检方用高度盖然性的推测，似乎还原出了一个所谓的真相。而她偏偏要打破这个推测的逻辑，告诉公众，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真相。她努力着环环相扣对检方漏洞百出的逻辑提出质疑，沉浸在自己重新讲述和构建的故事中。在这个过程中，她时而有这样的错觉，自己像辛普森杀人案中的辩护律师，同时也像十二怒汉中的那个提出环环质疑的八号陪审员。

“似乎也没有什么可纠结的了呢，那接下来就好好准备吧。”

她猛吸了一口气，眼睛重新聚焦到屏幕上，快速地安排着这个案子的工作日程。

在她在辩护意见的文档末尾辩护人那一空打上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她靠在座椅上，满意地笑。

城市的星盘灯光在点点消灭，而依然有一扇灯，在照亮着她的背影和眼前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