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看守所会见一位被判了死刑的当事人，那一次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我问他：“你还有什么愿望吗？还想见谁吗？”

他的表情很淡然，说：“没有了。”这很出乎我的意料。

两年前，案发之后，他逃回了老家，躲在山上整整三个月，风吹日晒、餐风宿露。大批警察守在他老家缉捕他，他走投无路，用一把旧镰刀割了自己的脖子，躺在地上等死，但是却醒了过来。于是他走下了山坡，守在路口的两位警察把他押进了警车。

他跟我说，当时，他跟警察说他想见一下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那是他唯一的亲人。

他们答应了，一位警察专门开车去村里接他母亲，另一位警察看到他脖子和胸口上都是血迹，就脱下了自己的警服，绕在了他的脖子上，遮住了那些血迹。

警察把他母亲带到警车旁，摇下车窗让他们见了一会。当时镰刀割断了他的气管，警察知道他不能正常说话了，就没让他开口。他们安慰了他的母亲，说他的事情不是太严重，判不了死刑，大概十年八年后就可以回家了。

他说，他很感谢那两位警察，因为十年八年后估计老母亲也不在人世了，好过她现在来见他最后一面，白发人送黑发人。

所以他觉得自己没什么未了的心愿了。

（一）

这是一个贩卖珍贵野生动物罪的案件，被告人因为饲养、贩卖保护类的鹦鹉而被起诉，主审法官是一位年轻的女法官。

到了公诉人出示证据的时候，公诉人说：“下面这一份证据是一位证人的证言，……”

听到这里，我的心脏一下子提了起来。

我知道这一位证人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她是被告人的网友。那段时间被告人的妻子回娘家了，案发前一晚，被告人约她过来看鹦鹉，她留宿在了他家。第二天早上警察来他家抓人的时候，对这位女孩也做了一次笔录，询问了她为什么住在他家。

我望向旁听席，被告人身怀六甲的妻子正坐在下面。

我可以想象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听完公诉人宣读的那位女孩的证言后，被告人的妻子一手抚着肚子，一手扶着墙走出法庭，后果难以想象。

 “公诉人，”年轻的法官突然打断了公诉人，“这份证据对于证明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没有作用？”

 公诉人迟疑了一下，说：“嗯……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那就没必要出示了！”法官果断地说，“我庭后会审查这份证据，控辩双方和被告人是否同意？”

公诉人点头同意，我如释重负。开完庭，被告人满怀感激地向法官鞠了一躬。         

（二）

  前几年，我有一次去外地一个小县城代理一件刑事案件。

  那个县产好茶，我去到了当地一家有名的茶馆里面选茶。茶馆老板大约五十几岁，看起来很和善，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坐在茶桌边品茶。

  听说我是外地来的刑事律师，老板很感兴趣，他很感概地说起了他的往事。

  “说起来，我也曾经算是半个法律圈子里的人啊。三十年前，我从警校毕业后，就分配到了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工作，那时候年轻，充满正义感啊！”老板喝一口茶，一副怀念的神情。

  “但是那个年代，下手狠啊，抓到了人，不开口的，都要上点手段，最常用的就是用绳子绑住手腕，把人吊起来，脚指刚好可以着地，但是借不了力，那个难受啊，没有人受得了，没几个小时都招了。”老板表情变得凝重。

  “我跟着参加了几次审讯，前辈们把人吊起来之后就离开了，叫我留在旁边守着。嫌疑人哀求我，我于心不忍啊，但是又不敢把人放下来，于是找了几本书叠起来，放在嫌疑人脚下，让他的脚掌能受力，好过一些。”

  “后来我干脆藏了一张小板凳在审讯室的柜子里，轮到我看守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垫在嫌疑人脚下，好几个嫌疑人都感动得痛哭流涕啊。”

  “但是小板凳最终被发现了，他们严肃地批评了我，把我调离了刑警岗位。我呢，跟老父亲一商量，干脆辞职回老家开了这家店。”

 “一晃二十几年了，虽然没赚什么钱，倒也过得心安理得。”老板又喝口茶，很满足的样子。

我选了两款茶，要付钱的时候，老板坚持要送给我，开玩笑说：“当是为法治做一点小贡献吧，哈哈！”

萍水相逢的一个人，深藏心底的一件往事，却让我一直记忆犹新。

（三）

有一次，有一位关在看守所的当事人跟我说：“当时，我已经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了，人好像漂浮在空气中，墙壁看起来好像是透明的，我还是坚持说自己没有做过，但是后来，他们把我女儿关在审讯室里哭泣的视频给我看，我彻底崩溃了，要我承认什么都可以了。”

“后来，到了看守所，我就把我之前的遭遇告诉了检察官，我告诉他们，之前的认罪供述都是假的。”

我代理过很多受贿案件，案卷中嫌疑人的笔录几乎千篇一律，都是认罪的，不会记录他所说的那些情况。

因为没有记录，我们很难去证明发生过这些事，所以在审判中，我们常常无能为力。

但是这一次，当事人很肯定地跟我说：“当时那两位检察官听了我说的情况后，感到很震惊，很认真地帮我做了笔录。当时他们说，他们只是在尽他们的职责，结果如何，还得看我的造化。”我当时听了，半信半疑。

后来，当我看到案卷时，我惊讶地发现，那两位检察官真的详细记录了他所说的话，包括他之前的遭遇。甚至，他们还找他的爱人过来做了一次笔录，记录了她读书的女儿被带走几天的经过。

虽然都是实事求是地记录和调查，但是这背后需要的勇气，我是很清楚的。说实话，我既意外又钦佩。

开庭的时候，除了当事人的家属以外，还有一位三十几岁的男人坐在下面旁听。当事人回头看到他的时候，向他深深点了一下头。后来当事人跟我说，那位来旁听的人就是当时帮他做笔录的其中一位检察官。

因为这两位检察官做的这些笔录，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认罪供述的合法性存疑，将这个案件发回了重审。

（四）

德国有一部获奖无数的电影《窃听风暴》，讲述了冷战时期一个关于监听、告密和救赎的故事。

柏林墙倒了，东德右派剧作家德莱曼感到很庆幸，自己终于平安度过了高压的那些年。然而，前文化部长却告诉他：其实他前几年一直处在全面的监听之下。

德莱曼大吃一惊，他跑到解密了的档案馆去查看自己被监听的资料，结果发现他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安装了窃听装置，而负责监听他家的，是一位资深的秘密警察，编号“HGWXX7”。

德莱曼查看了这位秘密警察厚厚的监听报告，他惊讶地发现，他在家里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记录，唯独“违法”行为——比如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聚会，商讨匿名往西德投稿等，却只字不提，甚至连对应的录音片段都被洗掉了。

原来，这位秘密警察在监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被德莱曼的思想和行为所感染，潜移默化。其中思想的转折点，就是当德莱曼听到一位进步作家朋友自杀后，在沉痛中弹奏了一曲《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深深感染了这位窃听的秘密警察，让他从一位监听者变成了保护者。

甚至，当其他警察前往德莱曼家搜查之前，这位秘密警察冒险提前到他家拿走了藏在地板下面的打字机。最后，这位秘密警察因此被上级怀疑，被贬到了地下室拆信件。

德莱曼在吓出一身冷汗的同时，感动不已。后来，他专门就此写下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献给好人的奏鸣曲》，他在扉页上写上这样一句话：“献给‘HGWXX7’”。

影片的最后，这位前秘密警察在书店买下了这本书，店员问他：“是要送给别人的吗？”他回答说：“不，送给我自己。”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些好人，应该被记住，因为他们做过的一件小事，可能影响了别人的一生。

（五）

十几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到了检察院工作。有一次，我去看守所提审，经过一个提审室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位警察在提审一位嫌疑人。

其中一位年轻的警察站在嫌疑人身旁，骂了一句嫌疑人，然后伸手狠狠拍了一下嫌疑人的头。这个场景让我不自觉停了下来。

那位年轻的警察看了我一眼，并没在意，又怒斥了嫌疑人几句，然后又拍了一下嫌疑人的头，就像是韩剧里经常出现的长辈修理晚辈的那种动作。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多管闲事，第二次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走进提审室，对年轻警察说：“嘿！你不能打人！”

里面的三个人一下子呆住了，另一位年长的警察看着我一副严肃的表情，再看到我挂在胸口的工作证，马上把年轻警察从嫌疑人身边拉回到了座位上。

我就这样离开了，没有进一步的行动，那位嫌疑人也没有向我表示感谢，甚至都不敢抬起头来看我。

但是这一件小事，即便与办理贪官案、黑社会案等工作相比，我依然觉得这是我四年检察生涯中做过的最勇敢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