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们团队来了一位正在某著名法学院就读的实习生，他正在做关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课题研究。

我跟他说：“这个课题很好啊，现在推行以审判为中心，很重视庭审和律师权利保障了。”

一段时间后，他找我交流，说：“我有几点感触，想请教宋律师。”

 

“第一点感触是：公诉人和辩护律师为什么不是从同一个通道进入法庭？”

我愣住了。

从我执业的第一天起，我走的几乎都是法院设安检的侧门，正门大部分是不对律师开放的，而载着公诉人的公车却从正门长驱直入。

进了法院，我们律师是和旁听的人一起从法庭的大门走进去，经过旁听区，进入审判区。而公诉人基本都是和法官一起，从审判席后面的法官通道走进来，进入审判区。

十几年了，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

“你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我不禁问他

“我感觉这样很不公平。”实习生回答。

我们何尝没有这种感觉呢？

如果法庭是一个舞台的话，从观众席上走上来的，往往是客串的，而从后台走出来的，才是主持人和演员。

经常在开庭前，会看到法官和公诉人谈笑风生地一起从法官通道走出来，开完庭后，又其乐融融地一起走出去，隐约飘来：

“中午留在我们饭堂吃饭吗？对了，上次那个案子……”

可以想象他们一起经过法官办公室，走进法院饭堂，而刚刚辩护律师的表现少不了成为一道下饭菜。

在民事案件中，如果法官违反规定与其中一方的代理人私下接触，将会成为法官回避的法定理由。

但在刑事案件中，各种规定严令禁止的都是法官与律师之间的私下接触，而检察官却可以光明正大地和法官单独交流。

也许我们都已经习惯这种现象，但在实习生看来，不同的通道，意味着不同的地位。而且，控辩之间不平等的表达权，在入庭时就已经一目了然。

一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检法是一家，法官和作为私权利代表的律师接触才可能导致法官徇私，但其实这个理解是狭隘的，公正应无公私之分，公权力之间的不当沟通和配合，也是一种徇私的表现。

一个公正的法庭，控辩双方均应该通过共同公开的途径来平等表达。

“控辩平等，是以审判为中心的重要内容啊。”实习生说。

确实，控辩平等，首先应该从改变入庭通道开始吧。

最近，就连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的“通道”都向检察官打开了，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并发表意见。

在控方“带头大哥”的监督下评议案件，尤其是可能判无罪、检方抗诉的案件，审委会的法官们的心理素质值得点赞。

 

“我的第二点感触是，为什么被告人不到庭就可以开庭审判呢？”实习生继续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被告人不是没到庭，而是在看守所的视频室里，在视频的另一边参与庭审，这就是我们已经习惯的视频开庭。

 “视频开庭有什么不好吗？”我问他。

“被告席上空空的，庭审就开始了，我开始觉得好愕然。”实习生说。

我又无语了。

我能体会这种感觉，就像一个重要会议，本来应该现场做报告的人却缺席了，大家围着一个打开免提的电话开完了。

我曾经见过一个被发回重审的当事人，那是一个复杂的合同诈骗案，一审是视频开庭的，他说，他坐在屏幕和摄像头前，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听清楚大家说什么，就草草结束了。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视频开庭作为了一项创新被推广了，美其名曰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押送的风险。

创新，通过科技提高法庭的效率，这个方向本没有错。但是任何创新，都不能影响到帮助法庭查明事实这个核心主题。

为何要让被告人坐在法庭上直面裁判者？因为在形成心证的过程中，察言观色，是最基本的方式，就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一样重要。

中国早在周朝时期，就有了著名的“五声听狱讼”：“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也是强调这个道理。

坐在视频另一端的被告人，镜头不会跟随他的视线扭转，当他和法官或者检察官交流时，屏幕上显示的并不一定是对方的影像。又或者在一个对着庭审区的长镜头中，几乎无法辨识某一方的表情。

我想起了带实习生去开的那一次视频庭审，那确实是一次很不好的体验。到了法庭才知道是视频开庭，在暗淡泛黄的影像中，被告人的脸色始终如一，毫无变化。音响传来了各种杂音，甚至发生了重音。

法官：“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什么意见？”

被告人：“啊？什么？……”

到了出示证据时，法警拿着现场照片和勘查图，对着桌上的摄像头一页一页的翻。

被告人一脸懵：“看不清楚……”

法官开始不耐烦：“算了算了，让律师帮他看吧。”

在我的理解中，视频开庭应该是特殊情况下，不得以而采用科技手段进行弥补的一种方式，比如被告人重病不便到庭，证人远在境外等，但不应该是常态。

视频开庭，节约的是押解被告人来回的两个小时，但是失去的是被告人当面陈词、清晰交流的权利，甚至影响到查明事实。

“以审判为中心，不是强调庭审的实质化吗？”实习生说。

确实，影响了庭审的实质化，只强调科技与高效的创新，终究是舍本逐末。

 

“第三点感触是，为什么证人都不出庭？”实习生继续问。

我简直要被问哭了。

多年前，著名法学家龙宗智就在他的文章《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 中指出了三大弊端：一、证人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却不向法庭作证；二、证人不出庭，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忌；三、警察不出庭。  

我想起了带实习生参加的那些庭审，他期待的证人出庭、交叉询问的精彩片段没有出现，在将近一天的时间里，公诉人捧着厚厚的证人笔录逐页朗读，我无意中一看，旁听席上好几个人在打瞌睡。

公诉人：“证人甲和证人乙的说法基本一致。”

辩护人：“证人乙和被告人的说法不一致。”

公诉人：“那是因为被告人在说谎，避重就轻。”

辩护人：“证人乙和证人丙的说法也存在矛盾，证人丙不可能说谎。”

……

公诉人和辩护人对着一堆的书面证言在争执，互相指责对方在毫无依据地揣测证人的说法。

想来真是滑稽，其实证人就在法庭外面，法官却不传他进来，问问他真实情况是什么。

龙宗智教授指出，中国书面证言使用的普遍性世所罕见，曾有人批评为“书面证言中心主义”。在现代诉讼制度中，各国的通例都是证人必须到庭作证，欧美国家甚至把书面证言定义为“传闻证据”而严格排除使用。

“为什么法官不亲自听证人说，而要采用书面证言来判案呢？”实习生问。

我想，首先是工作量的问题，证人出庭，意味着一个上午能开完的庭审，可能要一天、甚至几天才能开完。

其次是立场的问题，侦查人员取得的证言，相对比证人的当庭陈述，是更真实，还是更有利于指控犯罪？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实习生看着我表情越发凝重，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对于常年从事刑事诉讼工作的司法人员，或者刑事辩护律师来说，对于类似的怪现状也许早已见怪不怪。

但实习生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大学生，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的那位小孩，当他一说话的时候，大人们都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