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

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

才能看见天空

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

才能听见人们的悲泣

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片海

才能在沙丘安眠

答案啊 我的朋友 在风中飘扬

邱兴隆用他传奇的人生诠释了鲍勃迪伦的经典作品，今天，在风中飘扬的不再是答案，而是对一个刚刚逝去的刑法学家、刑辩律师的哀思。

如果问我，邱兴隆有什么最值得我们去尊敬？那一定是他身上的摇滚精神。

教授与囚徒、西装与长发、严谨与叛逆，在他之前，在此之后，应该不会再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八零年代，这个经济社会全面复苏的年代，那时候的邱兴隆，完全可以用崔健的《一无所有》来形容，除了他的满腔才华。24岁，《刑罚学》的出版，一鸣惊人。

可以理解，经济改革大潮带来的诱惑，反叛与冒险，在这位不安分的青年心中激荡，他逃离了那条通往法学家的康庄大道。他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选择了“暂时漂泊”，在海南做了一名书商。

经济在发展，法律却依然滞后在专制严打的时代里。邱兴隆用宝贵的青春去体验了刑罚的残酷。

第一次，因为他身上被发现了几部书稿，他因“非法出版”而被收容审查185天。

第二次，因为一位书商给了他一批盗版的《读者文摘》抵债，他因“投机倒把”罪看守所足足关押五年才无罪释放。

看守所里面的生活，可以套用窦唯的一句歌词来形容：“高级动物，地狱天堂，皆在人间。”它可以让一些人人格变异，一蹶不振，也可以使一些人沉静奋发。

普希金在监禁和放逐途中写下了不朽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而邱兴隆，生活毫不留情地欺骗了他两次，而且用的还是他所深谙和信仰的刑法。然而当邱兴隆走出看守所的大门时，他带着的是用糊包装盒的纸写就的几百万字论著、手记以及九麻袋的书，这些著作，奠定了他在刑罚基础理论和死刑领域的领先地位。

也许，诱惑与苦难，对他说都是修行。

有人说，摇滚的精神是永不屈服，他不是摇滚歌手，但他做到了。

邱兴隆一直没有忘记这样一件事。1996年的冬天，在看守所时，邱兴隆因为胃出血而昏迷，干警不予理会，是同仓的两个死囚犯一直为他抗议、求救，才使他逃脱死神之手。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邱兴隆，他看到了死囚犯尚未泯灭的人性，感受到了看守制度的冷漠。同时，五年与众多死囚犯的共处和了解，他感受到了死刑的残酷。

出狱后，他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废除死刑，成为了中国废除死刑的第一人。

他常说：“一个不重视罪犯待遇、不重视生命的国度，文明程度肯定不行。你在杀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判断，人是可以被杀的。”

有人说：摇滚的精神是直面现实和苦痛，去表达，去呐喊，去歌唱，去反抗。在邱兴隆的身上，我们看到了。

对众多囚犯遭遇的感同身受，邱兴隆没办法满足于著书与授业，他渴望走上法庭，“难愿天下无罪，但愿天下无冤”，是他作为一位兼职刑辩律师的追求。

他坦承，他是一个有死刑情结的律师。在他代理的200多件刑事案件中，就有20多件死刑案件。

他对刑事辩护的投入程度可以通过他的这段话来反映：“刑事辩护是一项折磨人的事业。他可以让人顷刻登上愉悦的顶峰，也可以使人顷刻抛入痛苦的深渊。”这种投入，让我们很多专职的刑辩律师也心生敬佩。

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为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争议案件发声，贾敬龙、聂树斌......在死与生的天平中，在鸡蛋与高墙之间，他一直选择站在弱者的这一边。

在《刑罚理性导论》一书的前言中，邱兴隆说：“从来便没有平庸的时代，而只有平庸的人。”我们都能感受到，反叛、博爱以及人文关怀，这些摇滚的精神，写满了他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