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香港大律师——不同的地域，同样的刑辩

旁听结束后，林沙文大律师邀请我们和Queensway Chambers事务所全所的大律师们共进午餐，用餐的地点是林沙文大律师和同事们经常聚餐的地方，办案之余来这里品红酒搭美食，张弛有道，寓娱乐于工作。

餐后我们Queensway Chambers事务所参观会谈，就在高等法院附近，完全是一次小型的粤港刑辩律师交流沙龙。

Queensway Chambers共有16名大律师“合署办公”，有博学年长的法学博士，有在高等法院战果累累的资深律师，还有初出茅庐充满干劲的青年律师。

我们想了解香港大律师的日常，同样，对于内地刑辩律师，他们也是充满了好奇。

不同的反腐制度——监察机关和ICAC

沈仲平博士大律师原为香港律政司刑事检控副专员（可能类似我们的副检察长），在国内多所知名高校任兼职教授，对于内地和香港的刑事法律、司法实践都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

因为内地刚刚实施监察法，我们有一部分时间围绕监察制度和香港的ICAC作了比较交流。

沈博士作了综合的比较，有两点让我们印象深刻。

监察机关有法定的留置权，时间可以长达六个月；廉政公署只有调查权，没有庭前的羁押权，廉政公署逮捕嫌疑人之后，48小时内必须起诉到法院，由法院裁定是否继续关押或者保释。

被廉政公署逮捕的嫌疑人有立刻会见律师的权利，可以在一个不被监听的地方和律师商议。但是很遗憾我们的监察法还不允许律师会见被留置的嫌疑人。

根据大律师们的介绍，他们在会见当事人时，如果还不了解廉政公署或者警方掌握了什么证据，一般会建议当事人行使沉默权，待了解了对方的证据之后，再采取相应的辩护策略。

由于逮捕的时间不确定，当事人又有立刻会见律师的权利，所以很多大律师都是二十四小时不关机，随时待命。

有所为有所不为——香港大律师的刑辩情结

谈到律政司外聘大律师出庭检控这一点，林沙文大律师有自己坚持的原则：宁可为可能有罪的人辩护，也不去出庭检控可能无罪的人。他内心的刑辩情结，可见一斑。

他给我们介绍的案例，不是备受关注的著名案例，也不是收费很高标的很大的案子，反而介绍了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例。他认为，为弱势群体打赢一场官司，那种成就感不是赚多少钱可以比拟的。

他说香港有二十多件女性随身携带毒品出入境被起诉的案件，一半以上是他来出庭辩护的，而且大部分被判了无罪。

这个无罪判决的数据让我们感到很惊讶，因为这类案件在内地也很常见，但是我们的数据是刚好相反的，绝大部分判了有罪。

我们也知道很多被告人都是被欺骗、利用的，但是当从他们的随身行李中搜出毒品时，要法院判决无罪谈何容易？比如我们团队代理的日本议员樱木琢磨被指控携带毒品出境的案件，已经将近五年了，还没有一审判决呢。

被忽略的视频——两地不同的定罪标准

黎家杰大律师是一位年轻的大律师，他说和内地的定罪标准不同，香港法律对被告人定罪的证据标准是无合理疑点。

他沿着林沙文大律师的话题，介绍了他代理的一个法律援助案例，让我们印象深刻。

他是在上诉法院第五次发回重审时担任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被告是一名大陆女孩，在广州认识了一位叫“大海”的黑人男子，成为情侣。该男子邀请她去马来西亚旅游，到了马来西亚该男子却毫无踪影。一名当地女子接待被告，让她把装有故事书的行李带回香港，抵港后被查出行李中有4本空心故事书，藏有3.45公斤海洛因。

女孩称自己是被人欺骗、利用，对毒品毫不知情，但是关于这名“主犯”的线索却始终提供不出来。她说她的手机里存有黑人男子的照片，可以证实。警方把她手机上的资料都导出到一张光盘中，之前的辩护律师把光盘中的照片都打印了出来，一张一张地和她对，但是却没有一张是那位黑人男子的照片。

黎家杰大律师因为比较年轻，对电脑操作比较熟悉，他在会见这位女孩时，没有把光盘的照片都打印出来，而是带着电脑在女孩的面前播放光盘。

虽然光盘上没有黑人的照片，但是光盘中除了照片，还有视频，点开其中的一个小视频，却意外看到了那位黑人男子的录像。当那位女孩看到视频的一瞬间，眼泪马上掉了下来。

黎家杰大律师将这份意外收获的新证据提交法庭，陪审团认为欺骗她的黑人主犯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宣判她无罪。

一个细节而让案件翻转，黎家杰大律师细致的工作精神让我们深感敬佩。

但更让我们深有感触的还是香港陪审团制度下的定罪标准，要知道，这种案情和我们经办过的这类案件的案情几乎一样，我们也提供过黑人主犯的照片、邮件、甚至聊天记录，但是几乎没有被宣告无罪的。

同一种案件，不同的审判制度和定罪标准，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判决，孰优孰劣，值得思考。

刘德华在电影《寒战》中说过一句话：香港的法治和法治精神是香港成为亚洲最安全城市和世界金融中心的核心价值。安全感，应该是法律带给民众的第一感觉。

三天的香港听审和交流之旅结束，开放而庄严的法庭，专业和热情的同行，让我们感受了很多，思考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